娃哈哈創始人宗慶后:我是從底層崛起的凡人

2019/2/18 10:02:24來源:《環球人物》記者 王藝錠熱度:7085

宗慶后,194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87年創立杭州上城區校辦企業經銷部,1991年成立娃哈哈食品集團公司,現任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娃哈哈創始人宗慶后:我是從底層崛起的凡人

杭州清泰街160號,立著一座已有些年代感的六層小樓。31年前,娃哈哈的前身——杭州上城區校辦企業經銷部就是在這里起家的。那一年,宗慶后42歲,如今,年過古稀的他仍然是這個中國最大食品飲料企業的掌門人,他的辦公地點也從未離開過這里。他每天7點上班,晚上11點下班,經常住在辦公室。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的前一天晚上,他就睡在辦公室。采訪當天早晨,記者8點到達他的辦公室時,他已經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15年的“魔鬼歷練”

改革開放40年來,浙江這片土地上涌現的民營企業家燦若星辰。有人用“四個千萬”概括浙商精神:走遍千山萬水,歷盡千辛萬苦,道出千言萬語,想出千方萬法。浙商以勤奮著稱,而宗慶后的勤奮,在浙商里又是出了名的。他每天工作16個小時以上,沒有節假日;一年當中,有超過200天的時間奔走在全國各地的生產基地和一線市場。他像一部永不知疲倦的馬達,時刻在滿負荷運轉著,以保持對市場的敏銳洞察。

70多歲的宗慶后依然精神矍鑠,反應敏捷,維持著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在他自己看來,這離不開年輕時經受的15年“魔鬼歷練”打下的基礎。

宗慶后出生在舊中國,幼時隨父母顛沛流離,成長于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青年時期又趕上“上山下鄉”,經歷了一段艱苦的歲月。

盡管從小學習成績優異,但初中畢業后,懂事的他迫于家境困窘,不得不輟學,干起了謀生的小買賣。他曾走街串巷叫賣爆炒米,也曾在寒冷的冬夜到火車站賣煮紅薯,雖然掙到了一些錢補貼家用,但這并不是他想要的人生。

他本打算報考不要學費還能發給津貼的師范學校,無奈因不是貧下中農出身被拒之門外。直到1963年,宗慶后聽到消息,說舟山馬目農場正在杭州招收知識青年,不論家庭成分,誰都可以報名參加。這對于當時的宗慶后來說,幾乎是唯一改變命運的機會。他緊緊抓住了這根“救命稻草”。

馬目農場是一個荒無人煙、寸草不生的地方,本是關押犯人的勞改所,被稱為“舟山西伯利亞”。農場里的日常工作就是超負荷的體力勞動,不是挖溝修壩,就是拉土堆石,大多數城里來的年輕人都難以承受,有人晚上偷偷躲在被窩里哭,還有人索性當了“逃兵”。18歲的宗慶后卻選擇了默默忍耐,以一顆倔強的心堅持了下來,還被評為舟山地區的“上山下鄉積極分子”。

一年后,馬目農場收縮,宗慶后輾轉來到紹興茶場,一樣的高強度體力勞動,種茶、割稻、造地,甚至開山打石,他一干就是14年。

如今,談起那段艱苦的歲月,他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這段經歷于他而言最大的好處便是練就了強健的體魄,鍛造了堅不可摧的意志。

這段歷練帶來的寶貴財富貫穿了他的整個創業歷程。娃哈哈剛生產果奶的時候,熱銷得不得了,有一次裝貨的工人不夠了,來不及發貨。宗慶后過去一看,二話不說,把外套一脫,就沖了上去,裝完貨,渾身像水洗了一樣。多年后,在那場轟動國際的“達娃大戰”中,宗慶后在跨國公司達能時任總裁揚言要讓其“在法律訴訟中度過余生”的威脅之下,以超強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意志力絕地反擊,最終贏得了這場持續兩年半的戰爭,保衛了民族品牌的尊嚴。

用腳丈量中國市場

“我是一個普通人,從底層崛起的凡人。幸運的是,我生于一個大時代。”宗慶后在自己的傳記中這樣寫道。

1978年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元年,也是宗慶后人生的轉折點。在經歷了15年的下鄉勞動之后,這一年,33歲的宗慶后回到杭州,接替退休的母親,進了杭州工農校辦紙箱廠做推銷員,從此在校辦工廠工作了10年。正是這段經歷的磨練,為他以后從零開始創辦娃哈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時,北京已經傳出了“改革開放”的消息,但形勢還不甚明朗。“那個時候還沒有明確個人可以搞企業,溫州那邊(浙南模式)也還沒有起來,還只是有些人在搞一點小生意。”但宗慶后已經預感到,一場變革正醞釀而生。他必須為此做好準備。

在校辦工廠的10年間,他做過推銷員,也辦過電扇廠、電表廠。他曾蹬著三輪車到處送貨,背著幾臺落地電扇擠在綠皮火車上,在天涯海角斗智斗勇追款討債,在簡陋的招待所里打地鋪,在廣交會大門外擺地攤。“我用腳來丈量中國的市場,深入到窮鄉僻壤、犄角旮旯,‘中國市場地圖’就是這樣在水里火里、摸爬滾打中摸透的。”后來,他將之稱為創辦娃哈哈的“秘密武器”。

在他42歲那年,機會終于來了,而他也已經準備好。當時,杭州市上城區文教局要對下屬的校辦企業經銷部采用承包經營的方式,并公開選拔經銷部負責人。宗慶后毛遂自薦,夸下了當年創利10萬元的“海口”。而文教局要求的當年創利指標僅為4萬元,按人均創利標準計算也已經遠超當時國企的人均利潤指標。“當時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但其實我心里是有底的。”這底氣,就來自于在校辦工廠做推銷員、辦廠中廠的磨礪與積累。

在之后的31年,宗慶后從蹬三輪車送校簿、賣冰棍開始,將這個只有3個人的校辦企業經銷部打造成擁有3萬余名員工的中國食品飲料行業巨頭,品牌價值超過500億元。多年來,他親力親為,公司幾乎所有重大市場決策都是他一人拍板,出差在外的日子,辦公室每天晚上要給他發送幾十份工作傳真,他再用電話做批示或者簽字回傳,遙控指揮公司的各項事務。

“都說我在娃哈哈大權獨攬,這一點說得對,第一代民營企業家都有點這樣,不集權內耗太大,根本做不起來,這是時代造成的。”

只有實業做強了,中國才會強大

從2010年首次登上胡潤全球百富榜中國內地富豪榜“首富”的寶座開始,宗慶后在之后的四年間三次問鼎該榜單。而近幾年,這一“首富”寶座卻在房地產商和互聯網公司的創始人之間來回更迭。在互聯網經濟席卷世界,人工智能、物聯網、新零售等一批新概念的沖擊之下,娃哈哈這一傳統的民族品牌似乎顯得有些“落伍”。

“有人說娃哈哈這幾年走下坡路了,您認為呢?”記者問。

“2015年和2016年下坡路確實走得厲害。”宗慶后并沒有避諱。他向記者強調,這并不是因為娃哈哈“落伍”了,而是因為網絡謠言帶來的負面影響。2014年,關于營養快線、爽歪歪“風干后變凝膠”“導致白血病”“含肉毒桿菌”等一系列網絡謠言迅猛傳播,引發了消費者對娃哈哈產品的恐慌情緒。而這兩種產品恰恰是娃哈哈的兩大主打產品,單是營養快線一年的銷量就達到4億箱。

“謠言出來后,營養快線銷量下降了1.5億箱,爽歪歪下降了8000萬箱。”宗慶后認為,這是導致娃哈哈近年業績下滑的主要原因。但經過了這一波謠言的“洗禮”,宗慶后對娃哈哈的品牌和產品也更加堅定了信心。“日本最有名的飲品出現質量問題后就倒閉了,當年三株口服液在湖南的官司糾紛也直接導致了它的消亡。娃哈哈雖然受到謠言影響,但總算活下來了。這證明我們這個品牌還是可以的,換個企業的話早就倒掉了。”

事實上,創業30多年來,資金充沛的娃哈哈之所以始終專注主業,既沒有投身房地產,也不涉及金融,并不是因為跟不上時代潮流,而是源自宗慶后的實業情懷。“實體經濟是創造財富的經濟,沒有實體經濟搞什么都搞不好。清朝末期我們就提出來要實業救國,實業不發展的話國家就不會發展,老百姓也不會富裕起來。”

心直口快的宗慶后曾在多個場合提出警告,中國經濟近些年存在“脫實向虛”的問題。“過多投入房地產以后,回過頭來再想好好做企業是很困難的。因為房地產是暴利,實體經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利潤。很多實體企業遇到困難是因為它不專心,沒有專注地去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和裝備水平,沒有開創新的產品。”

他希望年輕一代的企業家、創業者能更多地專注于實業,只有實業做強了,中國才會真正強大。“娃哈哈這么多年一直堅持實業,相信實業真正創造財富,而資本運作只是通過虛擬將財富再分配,而非創造財富。如果大家都去分配財富,而沒有人去創造財富,那國家就垮掉了。”

“中國經濟永遠不會差”

創業至今,最令宗慶后自豪的不是家族財富的積累,也不是“首富”的光環,而是為國家、為社會所做出的貢獻。“我交稅就交了500多億元,我們的經銷商、批發商也很多,為社會提供了很多就業崗位。”

早在1994年,娃哈哈就在西部貧困地區投資辦廠,走上了產業投入、實業扶貧的路子。截至2017年底,娃哈哈集團先后在重慶涪陵、四川廣元、湖北紅安等17個省市投資85億元,建立了71家分公司,吸納當地就業近1.3萬人,有力拉動了當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還帶動了更多企業前去投資。

宗慶后見證并推動了食品飲料行業在中國的發展,“我們的食品飲料行業目前在世界上已經處于領先水平,創造了很多好產品。因為中國人是最會吃、吃得最好的,所以也帶動了世界范圍內整個行業的發展。比如美國以前飲料品種很單一,就可樂、橙汁、雪碧,現在也有了很多別的種類。”

采訪當天,恰逢中國2017年GDP增速數據出爐,據國家統計局公布,2017年中國GDP增速為6.9%。近幾年來,中國的GDP增速放緩,經濟進入新常態,國際上不乏一些唱衰中國經濟的聲音出現。作為最深入感受中國經濟脈搏的人,宗慶后對這種聲音不以為然,“暫時放緩沒什么太大的關系,我們的經濟還有很大的繼續增長的空間”。

“中國的經濟永遠不會差,因為中國人勤奮、聰明,而且人人都想當老板,人人都想當富豪,所以都在拼命,都在創造財富。政府也鼓勵老百姓勤勞致富,會逐漸放開審批權限,給企業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這樣經濟很快就上來了。” 出生于上世紀40年代的宗慶后,可以說真正見證了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他相信,“強起來”的這一天并不遙遠。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到了第四十個年頭,這40年里,廣袤的中國大地上,無數人靠勤勞和智慧改變了命運。宗慶后便是這個大時代里,通過個人奮斗實現人生價值的一個縮影。當他首次問鼎“首富”寶座的時候,曾有人問他為什么會有今日的成就。他回答:“其實我并不比別人聰明,我所有的只是一門心思地做成一件事的沖動,并且甘愿為此冒險。我還有‘只爭朝夕’的精神。”

或許,40年來,正是這樣一種精神,將一窮二白的中國推向了世界經濟的浪潮之巔。